一、《春秋繁露》及作者介绍

《春秋繁露》是西汉董仲舒的主要著作，内容为推崇公羊学，阐发“春秋大统一”之旨，杂糅儒家思想和五行学说，对自然和人事作各种牵强比附，建立“天人感应”论的神秘主义体系，其中包括“三纲”，“五常”，“三统”，“性三品”学说。

就《繁露》之内容而言，四库馆臣曰：“其发挥《春秋》之旨，多主《公羊》，而往往及阴阳五行。”王鏊曰：“《繁露》说《春秋》，宛然《公羊》之义、《公羊》之文，虽或过差，而笃信其师之说，可谓深于《春秋》者也。”然《繁露》非尽为论《春秋》之书，故胡应麟曰：“今读其书，为《春秋》发者，仅十之四五。”苏舆亦云：“《繁露》非完书也，而其说《春秋》者，又不过十之五六。”此种说法，大概是将《繁露》内容分为《春秋》类与非《春秋》类两截。

后世颇有以《春秋繁露》为伪书者，其依据有五：其一，是书最早见于《隋书·经籍志》，题为《春秋繁露》，与《汉书》所言“《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不合。其实，《繁露》本一篇之名，后人取篇名以总全书，实古人名书之常例。苏舆疑今《繁露》首篇《楚庄王》，其本名即《繁露》，后人以避总书，遂改为今篇名。其二，《繁露》“辞意浅薄”，宋程大昌即持此说，然楼钥誉其文词“非其后世所能到”。其三，散见于他书之部分逸文，不见于《繁露》。其四，《繁露》有大违义理处。其五，《繁露》中部分内容与贤良对策不符。前三说出于程大昌，第四说乃黄震所持，末一说则为今人戴君仁的观点。四库馆臣则曰：“今观其文，虽未必全出仲舒，然中多根极理要之言，非后人所能依托也。”这是一种折中的说法。

董仲舒著《春秋繁露》一书，《史记》、《汉书》均未记载。《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仅言：“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颇著文焉。 ”《汉书·董 仲舒传》记载了董仲舒关于《春秋》的具体著作： “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说《春秋》事得失， 《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 复数十篇， 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掇其切当世施朝廷者著于篇。 ”《繁露》仅为其中一篇名，又本传及《汉书·艺文志》所载之篇名与《春秋繁露》各篇名不尽相同。据此可知《春秋繁露》一书并非董仲舒编定，乃为后人编辑而成，且至东汉班固时尚未面世。又晋葛洪《西京杂记》载： “董仲舒梦蛟龙入怀，乃作《春秋繁露》词。 ”据此，《春秋繁露》乃东汉中叶至东晋中叶这一时期内编辑而成。 自《隋志》以降， 历代史籍《艺文志》、官私目录著作对其多有著录。东汉以后，今文经学衰微，董书渐佚。隋、唐《志》著录有《春秋繁露》十七卷， 疑是后人杂采缀辑而成。《四库全书总目》评论：“其书发挥《春秋》之旨， 多主公羊， 而往往及阴阳五行。考仲舒本传， 《藩露》、《玉杯》、《竹林》皆所著书名。而今本《玉杯》、《竹林》乃在此书之中。故《崇文总目》颇疑之， 而程大昌攻之尤力。今观其文，虽未必全出仲舒， 然中多根极理要之言， 非后人所能依托也。 ”《汉书》本传谓之“说《春秋》事得失”， 说明董仲舒对《春秋》的确做过研究，有过著述。今本《春秋繁露》 虽未必全出仲舒， 但他既以“明于《春秋》 ”名世， 则其中关于《春秋》之论当主要出自董氏，大体当是可信的。

后据学者考查原文已不存在；各篇的形式、内容以及写作时间都不相同。大多数是对《春秋》中的术语、事件和段落作出解释和说明，此外也说明其所含的道德和政治想想与认识到的宇宙观体之间的关系。第1—6、23、25、28、30、46篇写的是董仲舒的答对，它们要么是有关其具体学说的解释，要么是对批评者的答覆；第71篇是董仲舒对一名朝廷官员提出的有关郊事问题的问答已录；第32、38篇是董仲舒作为顾问对诸侯王谘询问题的作答记录，第32、38、71三篇无疑是董仲舒弟子所作，而非董仲舒本人所写。第73篇採用了颂的形式，因而与其他篇章极不相同。

《春秋繁露》作者董仲舒（前179年－前104年），广川（河北省景县广川大董故庄村）人，西汉哲学家。汉景帝时任博士，讲授《公羊春秋》。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把儒家思想与当时的社会需要相结合，并吸收了其他学派的理论，创建了一个以儒学为核心的新的思想体系，深得汉武帝的赞赏，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这些被汉武帝所采纳，使儒学成为中国社会正统思想，影响中国长达两千多年。其学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杂以阴阳五行说，把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贯穿在一起，形成帝制神学体系。他提出了天人感应、三纲五常等重要儒家理论。其后，董仲舒任江都易王刘非国相10年；元朔四年（前125），任胶西王刘端国相，4年后辞职回家，著书写作。这以后，朝廷每有大事商议，皇帝即会下令使者和廷尉前去董家问他的建议，表明董仲舒仍受汉武帝尊重。董仲舒一生历经三朝，度过了西汉王朝的极盛时期，公元前104年病故，享年75岁。死后得武帝眷顾，被赐葬于长安下马陵。董仲舒的著作很多，有一百多篇文章、词赋传世，尚存的有《天人三策》、《士不遇赋》、《春秋繁露》及严可均《全汉文》辑录的文章两卷。

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春秋繁露》相关内容解读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六·经部·春秋类四》附录原文：《春秋繁露》·十七卷（永乐大典本）汉董仲舒撰。繁或作蕃，盖古字相通。其立名之义不可解。《中兴馆阁书目》谓繁露，冕之所垂，有联贯之象。《春秋》比事属辞，立名或取诸此。亦以意为说也。其书发挥《春秋》之旨多主《公羊》，而往往及阴阳五行。考仲舒本传，《繁露》、《玉杯》、《竹林》皆所著书名，而今本《玉杯》、《竹林》乃在此书之中，故《崇文总目》颇疑之，而程大昌攻之尤力。今观其文，虽未必全出仲舒，然中多根极理要之言，非后人所能依托也。是书宋代已有四本，多寡不同。至楼钥所校，乃为定本。钥本原阙三篇，明人重刻，又阙第五十五篇及第五十六篇首三百九十八字，第七十五篇中一百七十九字，第四十八篇中二十四字，又第二十五篇颠倒一页，遂不可读。其馀讹脱，不可胜举。盖海内藏书之家，不见完本三四百年于兹矣。今以《永乐大典》所存楼钥本详为勘订，凡补一千一百二十一字，删一百二十一字，改定一千八百二十九字。神明焕然，顿还旧笈。虽曰习见之书，实则绝无仅有之本也。倘非幸遇圣朝右文稽古，使已湮旧籍复发幽光，则此十七卷者，竟终沈于蠹简中矣，岂非万世一遇哉！

案：《春秋繁露》虽颇本《春秋》以立论，而无关《经》义者多，实《尚书大传》、《诗外传》之类。向来列之经解中，非其实也。今亦置之于《附录》。

解读：《春秋繁露·十七卷》（永乐大典本）为汉代董仲舒撰写。繁或作番，这是因为古文字相通。他立名的意义没有办法解释。《中兴馆阁书目》认为繁露就是皇帝的冕冠上垂下来的旒，缀玉而下垂，有垂旒凝露之象。《春秋》排比史事连结文辞，立名可能取自这个意思。也是用这个意象作为说法。《春秋繁露》这本书阐发《春秋》的旨意多主张《公羊》里面的说法，往往兼及阴阳五行、天人性命。考察董仲舒本传，《繁露》、《玉杯》、《竹林》都是他所撰写的书名，而今本《玉杯》、《竹林》却在在这本书的中，所以《崇文总目》很怀疑，尤其是程大昌在这方面大力攻讦。现在看他的文章，虽然不一定全部出自董仲舒，然而其中有很多涉及根本的事理要旨的话，不是后人所能写出的。这本书在宋代已经有四本书，多少不同。到楼钥校对时，才有了定本。楼钥本本来缺少三篇，明代人重新刻印，又缺少第五十五篇和第五十六篇首三百九十八字，第七十五篇中一百七十九字，第四十八篇中二十四字，又有第二十五篇颠倒一页，于是不能阅读。其余部分文字上的错误、脱漏，不胜枚举。大概国内藏书之家看不见完善的版本有三四百年了。现在把《永乐大典》所存的楼钥本详细地勘订，一共补充了一千一百二十一字，删除一百二十字，改定一千二十九字。书的精神样貌焕然一新，立刻还原了原来的完本（王羲之曾有“焕若神明，顿还旧观”，这里应当借用了这句话）。虽然是常见的书，实际上是绝无仅有的书的版本。如果不是幸遇圣明的朝廷重视文化传统，考察总结古代经验，使已经堙灭的旧籍再一次发出点点光芒，那么这十七卷竟然最后陷入破旧的书籍中，这难道不是万世一遇啊！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春秋繁露》评价颇高，多次谈及其书设计根本的事理要旨，为它的损坏遗失表示惋惜和不解（万世不遇），并肯定了永乐大典本的价值和贡献。

三、历代注本介绍

《春秋繁露》晚出，且多讹谬，且与当时宋学之义理系统不合，故后世治《繁露》者寡少。

明代主要有两个注本，一是明万历丁亥(十五年, 1587)刊本《春秋繁露直解》，由明宋应昌撰写，现藏于台北国家图书馆。二是明天启五年（1625 年）西湖沈氏花斋刻本，十七卷附录一卷。有明孙矿评，明沈鼎新、朱养纯参评。是本北京图书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天津图书馆等地皆有藏。北图本卷前附有《董仲舒传》，各卷之首行题“春秋 繁露卷第●”, 次行上题“汉广川董仲舒著”，下题“明东海孙矿月峰 评”，三四行题“西湖沈鼎新自玉朱养纯元一参评”，五行题“朱养和 元冲订”。六行为各篇篇名及次第， 卷末题“春秋繁露卷●终”。是本半页九行， 行二十字， 白口， 四周单边， 单白鱼尾， 版心上方题“春秋繁露”，下方记“花斋藏板”。有朱笔圈点， 钤“抱经楼”、“延古堂李氏珍藏”等印。

至清代，大致有四本注书。一是董天工的《春秋繁露笺注》（以下简称《笺注》）， 其为笺注《春秋繁露》首人。《春秋繁露》向无定本，更无注本。作为董仲舒后裔的董天工，企慕宗风，发愿整理远祖巨制，历三十余年而成《笺注》。《笺注》校核文字，引经释典，疏通文气，乃首位系统校注《春秋繁露》的本子。尤为难得者，其注疏援引《公羊》、《左氏》、《穀梁》三传，不似后来学者多取公羊一家之说；又其书刊刻时，选録大量前人批注，保存古注利于后学研读。由是观之，《春秋繁露笺注》实董学史上重要文献。本书据乾隆辛巳年（1761）刊本点校，并略作校注。

二是清卢文弨校本《春秋繁露》。此本以武英殿聚珍本为底本，并参以明嘉靖周采刻本。此本有清乾隆间抱经堂刻本，是本半页十行，行二十字，白口，单鱼尾，左右双边，现藏于浙江大学；清孙诒让批本，藏于浙江大学；清吴育录清张惠言校褚德仪跋本，藏于上海图书馆；清谭仪录清励守谦校本，藏于湖北图书馆。

三是凌曙注本，此本亦以武英殿聚珍本为底本，并参以明王道焜刻本。此本有清嘉庆二十年（1815 年）刻本和手稿本。前者四册，半页十行，行二十一字， 小字双行同，单鱼尾，白口， 左右双边。有凌曙《自序》及新安洪梧嘉庆二十年（1815 年） 作《〈春秋繁露注〉序》，每卷中刻有“番禺王国瑞、陈庆修、郑权校字”，藏于浙江大学。后者仅存一至十三卷及十五至十七卷， 藏于上海图书馆。

四是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十七卷。宣统年间，湖南平江人苏舆兼取庐校凌注，并明天启时朱养和所刊孙矿评本，广采前人研究成果，“随时札录”，成《春秋繁露义证》。其书不独校订为最佳，且以发明董氏义理为主，尤针砭康有为推衍经说之谬，是目前为止校订《春秋繁露》较完善的本子。有清宣统元年（1909 年） 刻本， 四册， 藏于浙江大学； 宣统二年（1910 年） 刻本，四册，书前有《春秋繁露考证》一卷，藏于北京图书馆。本论文即以宣统二年（1910 年） 刻本为据，进行版本鉴定。

四、《春秋繁露义证》注者介绍及版本鉴定

苏舆(1874～1914)，字嘉瑞，号厚菴，亦号厚康、阜康，晚号闲斋、更生。他于同治十三年（1874） 16 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17 烟舟上大屋。苏氏年纪尚小之时，就从其父苏渊泉读书，至十二岁时，十三经句读已通，大义初举， 一时号为圣童。

光绪十三年（1887），苏氏跟从父亲赴岳阳应郡试， 太守文矞生把他的试卷判 为第一，补县学生。其时， 湖南学使为候官张亨嘉， 对他赏识有加。第二年（1888）， 苏父带他就学岳阳，跟从著名的临湘才子吴獬先生学习，当时，吴先生为金鹗书院山长。光绪十六年（1890），苏舆食廩饩， 即在岁试中位列优等， 由政府提供日常生活所需，补湘水校经堂肄业生，受业于巴陵宿儒杜贵墀。杜先生以之为高才生， 把他介绍给当时的学问大师王先谦，当时王先生正主讲郭嵩焘创办的思贤讲舍。 据杨树达先生的记载， 王先谦初见苏氏， 就说： “此伟器也， 吾学有传人矣。 ”光绪十七年（1891），王先谦改任城南书院山长， 光绪二十年（1894）又改任岳麓书 院山长， 苏氏一直跟从他学习， 并且利用暇时， 撰《晏子春秋校本》，于光绪十八年（1892）刊刻。光绪二十三年（1897），学使江标选苏氏为贡生， 不久， 在此年乡试中又考中 举人。次年二月，谭嗣同、唐才常于长沙组织南学会，樊锥于邵阳组分会以作响 应， 苏氏“洞烛其奸”，逐条反驳。后来， 岳麓书院斋长宾凤阳请王先谦转函陈宝箴，辞退时务学堂总教习梁启超，后来，王先谦、叶德辉与陈宝箴、徐仁铸贻书 相诋， 先生亦参与其间， 后又编辑《翼教丛编》 19 ，此书汇集了当时人反对维新变法的各种言论，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光绪三十年（1904），苏氏进京赶考， 得中光绪甲辰科进士， 后改翰林院庶吉士。第二年， 苏父渊泉公六十大寿， 继娶黄智舟作《鲤庭献寿图》，苏氏又请时贤赋诗相贺，题咏遍于海内。是年九月末，清廷遣五大臣赴日本、欧美考察各国宪政，苏氏私自出钱与诸重臣游日本，“周历大小学校， 谘访教育行政，留数月而归”。光绪三十二年（1906），入赀为分省补用道，后补邮传部郎中。其后为京官五年，以暇时撰成《春秋繁露义证》十七卷。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事发， 各省纷纷独立，清帝逊位，苏氏也辞官而归湖南，在长沙、平江两地均有居留，但大部分时间都在烟舟故里，终日郁郁而 肺病渐趋严重。此时，他作诗集《辛亥溅泪集》，整理诗稿《自怡室诗存》。民国元年（1914），四月十四日卒于平江烟舟故里。年仅四十一岁。

其所著《春秋繁露义证》，实出凌晓楼（曙）《春秋繁露注》之上。苏舆自少年起就喜读《春秋繁露》,最初读的是凌氏注本,但由于注释中索引内容之广而不得要领。后来阅过其他注释本以后,才逐渐得其要旨。继而作《春秋繁露义证》,以供后人之考用。《义证》对《春秋繁露》中有关《春秋》一书的篇章,主要是补充史料,考证其历史背景,其次是对字句的注释,继之发挥自己的见解。其次,《义证》对治国类篇章之注解,有许多是用讲历史的方法来叙述的。如对“孔子曰,不患贫而患不均,故有积重则有所空虚矣。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大同泰)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一段,注者先讲汉武帝对秦王的所做所为之恶,然后叙述武帝时的分井田、减租税对社会的影响,从中引导读者能较深刻地理解原文之意。再次,对阴阳五行和神学方面的篇章主要是解释其义理,少做字句注释。如“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终也；土,五行之中也,此其天次之序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此其父子也”一段的“五行相生”的义理之阐述是这样的:“五行大义引《白虎通》云,木生火者,木性温暖伏其中,钻灼而出,故生火。火生土者,火热故能焚木,木焚而成灰,灰即土也。故火生土。土生金者,金居石依山,津润而生。聚土成山,山必生石,故土生金。金生水者,少阴之气温润流泽销金亦为水。所以山云而从润,故金生水。水生木者,因水润而能生,故水生木。”《春秋繁露义证》一书,主要是注者以自己对《春秋繁露》之理解,较详细地对其原文的观点和思想进行揭示,很少对字句进行考订。注解中,注者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出发,以叙述原理为主,语言简炼、严谨、恰到好处。

《义证》是晚清最后的一部《春秋繁露》注本。《葵园学案》称赞“《春秋繁露义证》乃极经意之作，远胜凌注”。中华书局 1992 年出版的、由钟哲先生点校的《义证》认为此书“是目前为止校订《春秋繁露》较完善的本子”。梁启超先生亦说：“《春秋繁露》，此为西汉儒家代表的著作， 宜稍精读。注释书有苏舆 《春秋繁露义证》颇好。康有为《春秋董氏学》，为通释体裁，宜参看。 ”他们都对《义证》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春秋繁露义证》十七卷（清苏舆注），成书于清宣统二年(1910年)。正文前有其师王先谦所作之序和自序及例言,还有董子年表和《春秋繁露》可供考证。据验牌记知此书为“宣统庚戌年刊”，即清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刊印。再经细读前后序跋可确证。其中自序最后写到“宣统己酉十月，平江苏舆敬识于宣武门内小绒线胡同寓庐。”宣统己酉年即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写于刊印前合情合理。苏舆于《自序》云：“《义证》之作，随时札录，宦学多暇，缮写成帙。以呈长沙师，师亟取公钱刊行。”王先谦云：“岁癸丑……并以公钱刊行其《繁露义证》。”大抵《义证》在1913年首次刊行。此书撰成之后，苏氏即交付乃师王先谦，王氏即于宣统庚戌二年（公元1910）“亟取公钱刊行”。清代宣统二年湖南长沙刻本为最早版本。木刻竖版,线装，一函四册,以大号字排正文,以双行小字排释文。这些特征与所查找古籍相符，故确定《春秋繁露义证》十七卷（清苏舆注），成书于清宣统二年(19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