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是女作家朱霄发表在《青年文学》（2024年5月总第618期）的一篇短篇小说，小说一边以十年前的“我”的初入职场的生活以及与政府职员尹晟的感情纠葛，一边以现在“我”的视角观察与自己相似的实习生妥雪莲并在这个过程中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完成自我救赎与对他人救赎，展现了女性摆脱束缚，努力生存获得新生的过程。

故事情节并不新鲜，但小说以人物形象的生动比喻、叙事模式的大胆创新，即将主人公职业以鼠作喻，十年前与十年后双线并行的叙事模式，描绘了“我”和妥雪莲两个酒店从业人员的底层女性的人生故事，进行女性人物书写实验的尝试与探索。

一、人物形象比喻的创新

“鼠”在现有语境中含义多重，但依据生活经验，人们大多将鼠视作有害之物。文题为“鼠”，使读者不自觉地已先在经验对文本内容进行揣测，而后在文本中直接将酒店地下从业人员以鼠作喻，这一形象选取新颖独到，既生动形象勾勒了酒店从业人员的具体事务、生活状态，同时也成功刻画了小说人物形象，酒店服务员等小人物即使在日常生活中如鼠般隐身于地下，也依旧勤勤恳恳地生存，在社会的“食物链”中发挥作用。文本从多角度刻画“鼠”这一形象，使人与鼠不断加深连接，以证明这种比喻的合理性与展现其深刻意义。

首先，从“我”的视角既职业内部人的视角，直接展现酒店从业人员与“鼠”相似的生存状态。第二章写到，“悦海酒店不允许服务员出现在客运电梯里。对这些人来说，楼内贴着墙根走，大厅里绕着周长走已经成为常态。生活习性类鼠，尽量在地下活动，只等着客人打来电话，竭力维持某种微妙的平衡。”这段话是第一次出现“鼠”，直接点明了服务员与“鼠”的联系。

其次，从住客尹晟（所服务的对象）口中揭示酒店从业人员与“鼠”一般的上班模式。第三章中写道，“悦海酒店的服务员很少出现在人前。偶尔才会见到她们走在角落，看过去，马上能收获一句应时问候。这些人的步伐总是很轻快，脸上也都带着微笑。”“她们都是从某个角度忽然冒出来，解决掉问题，走两步就消失不见。”

再次，从酒店从业人员工作地点——地下室的环境与鼠窝的相似性体现两者间的关系。“地下室阴冷。办公室还能看到粗大水管的凸起”。工作地点是物理意义见不得光的地下室，也是另一种写实，即工作的不体面或者说社会地位低下。“位置挺宽敞，视野也不错”的地方成了领导办公室，“客房中心挪到了客房楼的地下一层”。小说中赤裸裸地展现出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进一步深化鼠这一意义的象征意义。

最后，通过人性的某一方面类鼠，更深一层展现两者间的连接。“我”与尹晟的感情是不道德的，“两个人心中互相怨恨着彼此，认为全是对方拖自己下到这地狱里来。但又因为对方的存在，这秘密才得以同人共享。像是在地窖里钻着的鼠类，非得在冬日囤下足够的筹码，又在现实中握住更大的主动权。”尹晟因为妻子下岗没了寻欢作乐的闲心，又不主动对“我”坦白提出分手，而是非要百转千回地落在“我”头上才算体面。这段感情将人性类鼠的卑劣、虚伪与见不得光体现得淋漓尽致。

小说用多样化的手段刻画了鼠的复杂多面性，虽然偷偷摸摸，见不得光，但也展现了其在暗处的尽力生活的状况，借此体现人的复杂多面性，肯定了小人物努力寻找安身之处的精神。

二、叙事模式的创新

小说《鼠》打破了传统的叙事套路，让十年前与十年后双线并行，描绘了两个底层女性的人生故事。作者刻意将现实的生活与十年前的故事相呼应，在文中埋下时间差异的线索，最后于末尾收束，制造了一定的戏剧效果，也解开了两个人物角度设置的原因，不是酒店住客尹晟和酒店领班“我”这两个视角，而是十年前的“我”和十年后的“我”发生的故事。  

采用第一人称叙述从女性的独特视角来表达对社会、对人生的独特见解与思考。对个人欲望的表达和肯定，对一个个具体生命体验的重视，这是新时期女性小说的最鲜明特征。这类小说以独特的第一人称女性视角，表达细腻丰富的女性内心情感世界。虽然这与传统的叙事方式相背离，但是它准确恰当地表现了女性的情感和生活，展示出女性世界的独特风貌。小说《鼠》采用的第一人称的“我”是连接前后的关键要素。“我”既仿佛是十年前与尹晟婚外恋的服务员，又是当下劝说妥雪莲的领班。从一个经历者，最终成为他人苦难的见证者。这种叙事模式暗含了人物变化，但省略了人物成长空白的十年，留下了大量的想象空间。同时在“我”身上，实现了叙述者与主人公的统一，展现“我”的内心世界，给人一种很强的真实性和模拟性。

同时，小说事件发生的场域集中在酒店，转移了婚外情、家庭矛盾的地点，使得故事更集中，两条线索在不同时间同一地点有条不紊地展开，结构清晰。酒店就像一个浓缩的小型社会，一个个故事在此不间歇地上演，叙写着人生百态与辛酸苦辣。

三、女性书写的创新

女性书写，在新时期内可以理解为女性以女性视角书写女性的故事。在女性视角关照下，一方面女性成为思想和言说的主体，通过自我表达恢复了真实的女性经验，建构起女性主体意识；另一方面，又对传统的男权中心的价值体系进行了消解和颠覆，表现出女性姿态鲜明的反抗，使文本具有了女性主义批评的意义。

《鼠》继续沿着女性作家新写实小说的道路，将人物聚焦在平凡小人物身上，描写的是工作的琐碎、人与人的鸡毛蒜皮，也关注到了现代生活中常见的重男轻女现象、彩礼问题以及家庭中男性角色的隐身、对女性充满欲望的无处不在的凝视。并且突破了相似叙事中对女性形象的刻画，既没有自怨自艾甘愿束手就擒，也没有轰轰烈烈撞破南墙，作为生活中的底层女性，努力生存，努力自救，摆脱悲剧命运，获得自我主宰，“我”成了领班，还在帮助与“我”相似命运的女性。妥雪莲也勇敢走出家庭、提出辞职，追求彻底自由。甚至是寥寥几笔提到的尹晟妻子，在下岗后也在积极寻找工作，即使先干几个月临时的服务员也可以，这既是生活所迫，也是女性认知的一个进步——不要相信并且沉溺男人“我养你”这个话语叙事的骗局。

阅读《鼠》，总会不自觉的与川端康成的《雪国》对比，酒店相遇、女性困境、男性人物设置（已婚、职场不得志、与妻子感情平淡、与孩子感情不深的设置）等等都有相似之处。作者间的性别差异、生活经历不同，使得这两部小说在叙事角度、聚焦点有所不同，也可以体会到男性笔下的女性与女性笔下的女性的差异。很有意思的一点，这两部作品中，男性对于女性的怜悯，最后成了欲，和女性发展婚外情。女性对于女性的怜悯，大多是看到了彼此的相似性。不同的是，驹子把爱寄托在美好化身的叶子身上，热烈的大火熊熊燃烧，燃烧的是叶子的身躯，以及驹子从叶子身上寄托的精神世界。在目睹了叶子的死亡后，变成了疯子。而在《鼠》中，“我”在妥雪莲身上看到了怯弱卑微的十年前的自己，忍不住提供帮助避免误入歧途。而妥雪莲也在“我”身上看到了希望与可能，勇敢出走追求新生，“她的身体很柔软，但又隐隐有些力量”，从女性的角度展现了不同的女性特质，柔软却又力量，虽微小但可以爆发巨大力量。

《鼠》中刻画了两个底层女性的温情与关怀，以及即使生存不易、困境重重，也要努力生存，完成自救的乐观向上的态度，通过女性摆脱原始家庭影响、感受爱情并形成正确爱情观、职场上追求进步的过程，进一步展现女性觉醒、女性自我救赎与互相帮助，提供了人物书写的一种新可能性。尽管琐碎的细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观感，关注的社会问题太多，每个只能用寥寥几笔几笔涉及而导致难以抓住主要情节，难以深入剖析问题，使得大多数问题的展现流于表面。但是作者作为学生，对新时期下的女性人物书写实验的创新值得学习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