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狐有性格，笑骂成文章。”千古传说出妙笔，神鬼怪谈浩如经。

　　两百年前，一座亭，一碗茶，一支神笔，一段佳话——道是有个叫蒲松龄的怪人在与鬼神笑谈，作奇崛之文章。

　　鲁迅先生曾言——“清蒲松龄作《聊斋志异》，亦颇学唐人传奇文字，而立意则近于六朝之志怪，其时鲜见古书，故读者诧为新颖，盛行于时，至今不绝。”此论铮铮，竟令我翻开《聊斋志异》的手也微微颤抖起来。

　　第一次听聊斋是在戏台上，咿咿呀呀的折子戏把人鬼情未了唱得肝肠寸断，也唱得荡气回肠。那一曲惊艳时光，至今哼出仍能依稀记得台上的风光，台下的怅茫……

　　然而聊斋却不单是儿女情长。郭沫若是这样评价它的：“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古代文学宁是如何繁盛灿烂，却是无一个敢作鬼狐志怪以刺世道贪婪，蒲松龄算是破了个先例——他为什么放着朝堂庙宇不写，放着王侯将相不写，放着江湖奇谈不写，放着历史文化不写，放着民间艺术不写，放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不写……总而言之，放着好好的人不写，偏偏去写那虚无缥缈，无迹可寻的妖魔鬼怪呢？

　　这就是聊斋的有趣之处了——整整七十多万字的一本《聊斋志异》，看似每一字都在写“神，鬼，妖，怪”，其实是无一字不在写“人，情，世，态”。有道是——“逢人不说人间事，便是人间无事人。”蒲松龄便是那个“无事人”。他生在书香世家，自幼聪颖，然屡试不第，后遂以教书为业，却并没有终此一生。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变成清末的一个“鬼狐居士”的，又是怎么创造出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的。世人只知道，他自幼对鬼神事兴致浓厚，全然不理“子不语怪力乱神”的一套；当时的人怕也只记得某一天突然发现家门口多了个卖茶的棚，那卖茶翁不收茶钱只要故事……

　　《聊斋志异》有个俗名儿，唤作《鬼狐传》，这是人人皆知的。在封建统治趋于瓦解，科举制度步步僵化的“末代王朝”，花妖狐媚与穷酸书生的爱情会有人关注吗？换句话说——浪漫主义的志怪奇谈会被世人称道吗？岁月已经证明了——无论是隽永奇崛的《山海经》，还是这本藏匿着人间大悲欢大离合的《鬼狐传》，都是神话文学中不可蒙尘的明珠，永远璀璨，永远夺目。

　　从聂小倩与宁采臣的人鬼情深，正气浩然；读到辛十四娘的苍生为首己为末；再读到子楚和阿宝的重情重义，读到席方平的善德感天……鲁迅先生评价《聊斋》：“描写委屈，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前。”若是细细品过这部奇书，便能得知此言的妙处。

　　犹记得书中提及：“在人世间，能将最大的不幸变成幸运的人，就是真正的健康人，真正的幸运者！”——多么婉转又多么动人的态度！“比鬼神更可怕的是人心。”可是比神明更慈悲、更纯净的，也可以是人心——正因如此，在黑暗的压抑的麻木的封建社会晚期，在女子被三从四德枷锁禁锢着的男权社会，在阶级性、阶层性凸显的，人如草芥的时代，蒲松龄笔下有妙龄栩栩，天真烂漫的少女；有情深义重，舍命相陪的狐鬼；有浩气长存，舍生取义的仁人志子；有跨越生死、种族的相恋；有战胜岁月、轮回的想念……

　　四百年前，一个老人须发皆白，孤坐在窗前，他从日升坐到了月光倾泻而下的银辉渡上了他的布衣。他只这么坐着，也不言语，也不走动，婆娑树影落入他有些浑浊的眼中，千年一粟，沧海一梦。在这窗外，好像有无数闪着绿荧的眼睛，鬼怪齐喑，老人翻着手中泛黄的书册，湮灭的岁月深处传出万鬼同哭的声音。老人依窗危坐，驾鹤仙去了，葬下了他的留念和这个并不留念他的王朝。

　　有光的地方，必有阴影。从“宫中尚促织之戏”时，一朵阴恻恻的灰云便压了下来，与那个时代如影随形。可那时的朝堂与民间都酣睡着，匍匐着，谁也不知道灰云已经压顶，谁也看不见披着人皮的魑魅游曳在人间——一个人看见了，一个名落孙山的、顾影自怜的人看见了。命运不叫他官运亨通，不叫他与那群喜促织之戏的人共事庙堂，亦不叫他荣华富贵地沉落。他于是“数卷残书，半窗寒烛，冷落荒斋里。”他做了墅师，离了名利，观了人世；他作了《聊斋》，开了天眼，自此不看人心，只因人心叵测，更深露重时，他只与书卷烛火，狐鬼花妖相伴相慰。

　　依我看，“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虽说的是《红楼》，待看蒲松龄的一生，如何配不得这十个字？世人云云谁痴，《聊斋》最痴，却也最是清醒。透过《聊斋》画皮的面容，透过神秘的狐鬼夜哭，透过南柯一梦的幻象，是镜花水月还是转身后的寻常人家，不过蒲松龄笔下的一顿，再提笔，他的浑浊的，但清明的眼中，是否已换了人间？

　　再次捧起《聊斋志异》，一股奇异的感觉流满全身，仿佛神明赐给我一双阴阳眼，让我隔着四百年尘缘的起落，看到了魑魅魍魉，望穿那众生百态。不知那位窗前危坐的柳泉居士、聊斋先生，是否窥得了数百年后的清平世，才西去得那么从容。六朝人志怪，是“明神道之不诬”；唐人写异，是“假幻设以自见”；独独聊斋先生脱了“明神道”的观念，仿佛真正窥见那个世界。他所志异，句句是警世；他所针砭，字字是人间。合上《聊斋》，我已不能不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