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来，一份日本来的杂志让“在中国最著名的日本人”加藤嘉一狼狈不堪。其杂志指出，加藤嘉一的“东大”学历乃是造假的产物。这一消息又像一股久治不愈的顽疾，深深的刺痛了人们关于诚信的脆弱的神经．

　　从危机公关角度上看，他显然没有像“打工皇帝”唐骏那样恬不知耻的一再掩饰，以及大方“欺骗一个人没问题，如果所有人都被你欺骗到了，就是一种能力，就是成功的标志。”诸如此类的厥词。然而，即使他在微博上态度诚恳的承认自己“傲慢与无知”“在学历上有错误”“希望以后自己做个诚实的人”，造假的消息还像传染病一样大肆蔓延，不仅对他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形象造成了严重破坏，也成了他人生履历的一个抹不去的污点。

　　从唐骏到加藤嘉一，从方舟子到日本杂志，无论是哪个打假者都不包括于中国的体制内。为什么唐骏不是国内的媒体披露的而是留学美国多年的方舟子呢？为什么加藤嘉一在北大求学都一直没有被发现学历造假呢？是不是目前中国这方神圣的领土拥有着滋生造假者的土壤？否则又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能量巨大的投机者在这混的“有头有脸”了才偶尔被揭露学历造假呢？

　　在调侃“我的学历也可以复制”的同时，国人们或许更应该考虑考虑是否自身的某些刚性需要导致了造假投机者的供应呢？中国人骨子里是否还是喜欢标准化？什么事一讲就是文凭：这个岗位必须是硕士，这个岗位必须是博士，这个岗位必须有工作经验。虽然在求职时不设立门槛显得不切实际，但是在考虑一个人才时多去考察他的能力和水平，并且能给不同平台人才们创造同样竞争的机会，让不同层次的人才依靠自己的真才实学获取工作岗位，而不是一纸文凭这么简单而已，这不仅杜绝了靠“混文凭”毕业的大学生占用优良的职业资源，还让真正有才能的人可以“英雄不问出处”。

　　《重庆时报》刊载社论：加藤嘉一事件，归根结底，还在于我们整个社会对成功的过度追求，对名校的过度关注，对精英文化的过度仰慕，早已超越了对个人的关注，这才豢养了一群在夹缝中获得巨大能量的投机主义者。我们应该看到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个人价值的实现已经多元化，“学历决定人生高度”的年代早已湮没。人们对精英文化的过度仰慕，又折射了国人在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存在一定的不足。而国人独立思考判断能力的不足又与国人的教育和政治环境息息相关。此外，令人疑惑的是为什么04年盛大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的时候，美国证监会并没有发现唐骏的学历造假。并且，加藤嘉一在北大求学过程中，也从未被北大的监管或者教育部的学历机构所发现其存在学历造假问题。而且，是谁提供给了这些造假者的假学历呢？是一群数量庞大又有恃无恐的“野鸡大学”。可以说，造假之所以盛行的原因与法律的漏洞有相当大的关系。大鱼漏网生动的说明了，法律这张网破掉了一张大口，亟需修补。

　　细细的想，为什么在中国这些人和企业敢于这样公然撒谎呢？为什么加藤嘉一、唐骏这样的人会在中国家喻户晓？原因在于中国社会对撒谎的容忍度太高，撒谎的代价太低——唐骏撒谎并没有身败名裂，反而因此足足捞了几亿；金山撒谎也没有遭到用户抛弃，毒霸至少卖了十几个亿。一个国家需要全面系统的诚信机制，而这个机制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失信惩戒制度。失信惩戒系统强有力打击，监管系统全面监察审核，并且建立覆盖全社会的诚信系统，这样才能够让造假的人不那么高调，最起码不横行在公共视野内。据说一个在德国留学的人因为逃过两次火车票在整个欧盟都找不到工作，这就是因为欧盟系统共享的诚信系统以及高昂的失信惩戒发挥的作用。

　　当一个社会“笑贫不笑娼＂“结果主义”的观念甚上尘嚣，人们不去看在达到目的的过程到底有没有违背道德，到底有没有触犯社会规范与秩序，而只是去看达到了什么效用时，造假投机者便顺应这股邪风雨后春笋般的抛头入面。我不知道一个在私德，尤其是事关个人品质诚信问题这样大环节上有差错的个人怎么为公众谋利益，怎么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可以说，名人之所以是名人，自身就得有良好的个人影响力，这个影响力不仅仅是个人魅力还应该是社会导向力。只有名人们发挥了良好的导向作用，民众们才会心安理得不去触碰那些规范上的污点，秩序上的漏洞。以此为鉴，加藤嘉一虽然应有改过自新的机会，但是，我希望他改行，不赞同他再以现在的职业混下去，尤其是不要混迹中国，给撒谎而未付相应代价的人做一个良好的示范，走出将功补过的第一步。

　　因此，我们不仅仅需要呼唤社会有更多的“方舟子”们，更应该加强对名人们监察力度。公众们与其总是抱怨体制问题，更不如自己拥有一个独立思考的大脑，以及不盲目崇拜跟风的心灵。当这个国土没有了投机造假者们滋生的土壤，并且在这个纷杂的多元价值的社会形成一种造假羞耻感，或者对于造假者“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彼时，才是诚信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