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在审判工作中防止法院内部人员干扰办案的若干规定》。最高法纪检监察部门负责人表示，一些案件当事人及代理人为了得到法院领导干部和办案法官的关照，会找各种关系牵线搭桥、请托说情，致使法院的正常办案工作遭遇到严重干扰。

　　显然，这个规定的剑锋直指当下似乎愈演愈烈、公众深恶痛绝的司法腐败。“规定”是为了去行政化，可从规定的内容来看，用的却仍是那套充满行政化色彩的语言，遵循的仍是行政化思维。

法院领导干部和上级法院工作人员“非因履行职责”不得过问正在办理的案件，其中“领导干部”和“上级法院工作人员”就属于行政化语言。法官的辞典中，不应该有领导和上级的。这不是简单的话语习惯，而反映了一种刻板的行政化思维，法院去行政化，首先要“去领导化”和“去上级化”。

法院不是“执行”的行政机关，而是司法机关，要求其必须免于行政权力的干预，而保持独立的审判权。行政机关最大的特点是服从，权有高低等级森严，上级领导掌握着对下级的支配权，上级的命令下级必须服从和执行，即使错误的也须执行。

而在法院这个法律的王国里，则没有领导和上级，而只有“法院管理者”和“上一级法院”。一个法官在审理一个案件时，在这个阶段，他就是这个案件最权威的判断者，判断时唯一尊重的也只有法律，而不是领导的意志、上级的批示和所谓民众的声音。

法院虽然有院长、副院长之类，可他们只是“法院”这个单位在行政事务上的管理者，而不是掌握着比其他法官有着更高更多裁判权力、可以命令其他法官怎么判案的“领导”。根据我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和相关程序法规定，院长无权对某个具体案件的法官指手划脚，即使院长亲自审案时，也不比其他法官享有更多的权力，在审判委员会投票时，其效力跟其他法官是一样的。

同样，法院系统中并没有“上级法院”，而只有“上一级法院”。“上级法院”隐含着某种吏属和领导关系，而“上一级法院”仅仅是业务上的分级，而没有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设置“上一级法院”是为了保障当事人不服判决时的上诉权，而不是为了领导“下一级法院”。

法院没有“领导”和“上级”，这些都是法治常识，可是，即使法院在反行政化时，还是会习惯性地言必称“领导”和“上级”，这说明行政化思维是多么地根深蒂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