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在医疗行为中如果出现犯罪行为，在现实中往往极少受到刑法惩处。 （IC/图）

　　近日，因超女王贝整容殒命事件，“正规”医疗机构中的“非法行医”问题，再次被摆在公众面前。

　　根据卫生部门披露的信息，为王贝实施美容手术的医生汪良明，虽然有医生资质，但他执业范围为外科，从事的却是“医疗美容”；执业注册地点是在广东，行医地点却在湖北。有业内人士指出，以上两点皆违反了执业医师法，汪良明涉嫌“非法行医”。

　　由于造成王贝死亡的严重后果，一旦“非法行医”定性成立，汪良明会不会面临牢狱之灾？

　　这种担心看来是多余的。直到目前，公安部门尚未介入。武汉市江岸区卫生局副局长胡亚明在接受《健康报》采访时，称按现在法定程序，不能确定汪良明是非法行医。

　　那么，什么是“非法行医，非法行医罪”呢？根据1999年实施的执业医师法，医生执业需拥有“两证”：通过医师资格考试获得“执业医师资格证”，之后经卫生行政部门注册获得“医师执业证”，并在注册的执业地点、执业类别、执业范围内执业。未取得“医师执业证”者，不得行医。

　　而1997年修订的刑法第336条规定，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非法行医，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该条罪名，通常被称作“非法行医罪”。

　　事实上，刑法中的“非法行医罪”已遭遇现实尴尬，公立医院医生中，有证医生被以“非法行医罪”论处，在国内尚无先例。由于立法、执法及法律之外诸多层面的障碍，医生在医疗行为中的犯罪行为，在现实中极少受到刑法惩处，这已成为一条根深蒂固的“潜规则”。

　　尽管刑法中有相关罪名，但医生在医疗行为中犯罪却难以追究刑事责任，已成业内不争的事实。“刑不上大夫”，这句用以概括古代官员特权的用语，如今成为刑法中的“非法行医”罪在正规医院中无法“落地”的写照。

　　相关事例并不鲜见，如：

　　2001年11月16日，辽宁张安因药物过敏死亡，为其用药治疗的，是未取得医师执业证书的实习生。

　　2002年6月6日，山东任传兰因腹腔肠道发生严重放射性溃烂死亡。而对其进行试验性放射治疗的医生，是没有任何放射治疗资质的外科医生。

　　2004年11月1日，河南赵宗定因麻醉过量死亡。而麻醉师，是一名未取得医师执业证书的实习生。

　　2005年12月，北京熊卓为因治疗不当救治不及时死亡。而对其进行治疗的三名医生未取得医师执业证书。

　　2006年，山东青岛产妇赵某母婴双亡。而接生医生是超出专业执业范围的内科医生。

　　2010年11月15日，湖北超女王贝因整容死亡。而对其进行整容的医生，是并未取得从事美容专业执业资质的外科医生。

　　截至目前，上述案例涉案医生均未被追究刑责。

　　内科医生能去做剖宫产吗?
　　
　　相比较而得，执业医师法中的“执业医师资格”与刑法中的“医生执业资格”略有不同。某种意义上，正是这种不同，使得两部法律无法顺利“对接”。

　　对于刑法中的所谓“医生执业资格”，医疗界一度有观点认为，是指“执业医师资格证”，也就是说，医生只要拥有了此证，即拥有了“医生执业资格”，也就不存在“非法行医”。

　　然而，执业医师法却明确规定，未取得“医师执业证者”（而不是执业医师资格证），不得行医。
　
　　卫生法学者卓小勤认为，刑法336条中的“医生执业资格”，本意是指行医资质。1997年新刑法实施时，执业医师法还没有出台，当时的“医生执业资格”具体指的是医生的职称。而当两年后执业医师法实施时，由于明确规定“未经医师注册取得执业证书，不得从事医师执业活动”。因此刑法中的“医生执业资格”，应该指“医师执业证”。
　
　　不过，王贝的手术医生汪良明两证俱全，因此无论按上述哪种观点，汪良明的过错至多是“超范围行医”，而不会以“非法行医罪”论处。

　　然而还有第三种观点：刑法中提到的“医生执业资格”，不应简单等同医师执业证，而应该具体指他从事的诊疗活动与其法定许可的范围是否相符。

　　山东兖州市民李继峰是此种观点的坚定推行者，他的依据是医学有着高度的专业分工，“一名内科医生如果去做剖宫产手术，一个妇产科医生如果去拔牙，皮肤科医生去做脑外科手术，可以想象后果会极为可怕。”

　　李继峰以交通事故支持其观点：一个拥有摩托车驾照的人去开汽车，或者一个只有小汽车驾照的人去开大客车，如果出事，交管部门皆视为“无证驾驶”。

　　李继峰的母亲任传兰，8年前死于一次试验性核放射治疗。为她实施这次治疗的，是一名没有放射治疗资质的普通外科医生。自学了相关法律之后，李继峰认为，这个医生虽有医师执业证，但他实施的治疗不在他执业范围内，并造成严重后果，涉嫌“非法行医罪”。

　　然而，当地卫生和公安部门却并不认同。被李继峰视为“杀人凶手”的当事医生仅受到警告处分，至今并未被公安机关立案查处。

　　“据我了解，全国像我母亲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李继峰说，“但大多是以民事赔偿了结，这种方式产生的导向就是：医生杀了人可以用钱搞定。”

　　在王贝案中，李继峰的上述说法一定程度上变成现实：因为与院方用钱“私了”，王贝的遗体在尸检之前被家人火化，这样她的具体死亡原因无法查明。

　　“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

　　多位医疗法律律师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无论是“超范围行医”还是医学生“无证行医”，以“非法行医罪”论处者，全国都没有先例。

　　在李继峰看来，“非法行医”罪实践中无法追究，缘于一种根深蒂固的认识误区：医生是救人的，不可能去故意害人。在追究医生刑事责任的问题上，他经常听到的说法是：把医生抓了，谁还给你看病？

　　此外，“打击面太大”，也被李继峰认为是政府打击“非法行医罪”的一大认识障碍。据他介绍，他在与山东省人大一位官员讨论这一问题时，对方承认他的观点在法律上正确，但认为这种现象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如果打击，涉及面太大，会影响卫生系统稳定。

　　受害人家属王洪明对南方周末记者称，在追究顾某“非法行医罪”的问题上，他曾与警方多次沟通，对方表示，该罪名以前仅针对没有资质的“江湖郎中”，公立医院中认定非法行医，全国尚无先例。

　　而有多年医疗诉讼经验的律师宋中清认为，医务人员难以追究刑责，其症结在于医院管理者和卫生行政部门的不作为。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医疗行为有极强的专业性，对于非法行医罪及医疗事故罪，公安机关往往难以作出判定，因此，医院管理者和卫生行政部门作为其中桥梁责无旁贷。然而，近年来，一些医院管理者和卫生部门给人的印象，却是在极力逃避这一责任，甚至包庇纵容，致使大量医院内的犯罪问题无法受到刑事追究。

　　在一篇文章中，宋中清将卫生执法人员比作“医疗警察”，认为其肩负着审查医务人员刑事责任的法定职责，然而经常的情况是，“医疗警察”“针对医疗违法行为所致的医疗事故，完全避开行政追究和刑事追究的程序……用金钱利益替代生命健康利益，冲击着社会价值的底线”。

　　8年来，母亲死亡前的惨状激励李继峰一直控告，坚持要求将医生判刑，并拒绝了医院提出的高额赔偿。熊卓为案后，李继峰认定自己是对的，“之前，我以为公立医院的‘非法行医’只害普通老百姓，熊教授的遭遇让我明白，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

　　和李继峰一样，熊卓为的丈夫、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王建国也没有放弃追究医生刑责的努力。他向南方周末记者说，将以法院判决书作为证据，继续向公安机关控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