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上海的亮相与批判。

　　作为一名艺术家，黄永玉最初引人注目的亮相，是在抗战胜利后的上海。黄永玉一九四七年年初走进上海。此时，他还不到二十三岁，未来将翻开崭新一页。

　　黄永玉开始学习木刻，是在抗战爆发后就读于厦门集美学校之时。八年过去，那个走出湘西凤凰山区到南方沿海一带漂泊的少年，俨然已是中国新兴木刻运动中的新锐青年，其艺术风格颇受一些木刻前辈的青睐，并于一九四七年进入中国木刻协会担任常务理事。

　　最初的亮相堪称精彩。然而，令人吃惊的是，来自左翼文艺界的批判，伴随着对沈从文的猛烈讨伐，也在一九四八年朝着年轻的黄永玉袭来。

 　　一九九八年，钱锺书先生逝世，黄永玉先生在香港写出怀念文章《北向之痛》。文章开篇，他第一次公开提及抗战胜利后两人在上海一起受到批判的往事：“他生于一九一○年，大我十四岁。我荣幸地和他一起在一九四七年的上海挨一本只办了一期、名叫《同路人》杂志的骂。骂得很凶，很要命，说我们两个人在文化上做的事对人民有害，迟早是末路一条……”

　　亮相之初，黄永玉就受到上海文艺界批判的史实，汪曾祺的信和臧克家的文章可作佐证。臧克家早在一九四九年公开谈到过此事。在《永玉的人和他的木刻》（香港《大公报》，一九四九年三月九日）一文中，他回忆自己与黄永玉在上海的交往，写到有人发表文章批判黄永玉：永玉的影响慢慢地大起来了，连英国人也找着去买他的木刻。另有一部分朋友却认为他的作风，他的影响，是不健康的，起先只是窃窃私下议论，到后来，有人拿文章批判起来了。于是永玉的木刻，就成了争论的中心，其实这争论的双方不过借了永玉的作品作为自己见解的表现而已。拥护派的朋友们说：“黄永玉的木刻是艺术品，不是木板子上的标语口号。”反对派的朋友们说：“黄永玉的木刻是超现实的静的画面，不但没有斗争性，而且冲淡了它。”

　　叔侄俩遭捆绑一起讨伐。

　　据汪、臧所述，足见黄永玉回忆非虚。但我一直想找到黄永玉所说“骂得很凶”的那篇批评文章，更想看看那本将他和钱锺书一起“骂”的刊物。寻找之时，正好姜德明先生出版新著《金台小集》，有幸获赠，连忙捧读。读到《“同代人”文艺丛刊》一文，欣喜地发现其中所提一九四八年四月“同代人”文艺丛刊的第一集《由于爱》，刊有对黄永玉木刻的批评文章，题为《谈黄永玉的木刻倾向》，作者署名“公孙龙子”。姜先生还写到，同期刊物上，还有对钱锺书的小说《围城》、洪深主编的《大公报》“戏剧与电影”副刊的批评。

　　从姜先生处借来《由于爱》，终于读到了最早批判黄永玉木刻艺术的文章。其中写道：黄君木刻的“新”倾向，可以说是产生在：对现实生活的疲惫，对现实战斗的懈懒，从丑恶的现实世界，逃向轻松的趣味世界。所以，思想力贫弱的人，在现实生活里感到疲惫的人，在现实战斗里懈惰的人，一接触黄君的木刻，便感到了全心灵的满足，这自然是难怪的。

　　其次，黄永玉思想的贫弱，形成他艺术的虚伪和欺骗。——这不只是他在技巧上的玩弄和欺骗，（比如：奇形怪状的人物、绮丽的背景等。）特别是他本质的思想欺骗。（像《月亮弯弯照九州》、《浴》等等作品，是对现实的恶劣歪曲与蒙蔽。）所以，看黄君的木刻，很容易叫人联想到沈从文的小说，以及沈某小说里所造成的那种亲切情调。这足可以说他们思想的一致！他们艺术方向的一致！和他们艺术态度的一致！

　　这种艺术，这种艺术态度，与这种艺术方向，我认为应该而且必须及早彻底给以批判！

　　作者“公孙龙子”是谁有待考证，取这一笔名，或许与战国时代那个争论“白马非马”的公孙龙的著作《公孙龙子》有关。值得注意的是文中所持严厉、无情的态度与激烈语言，字里行间火药味十分强烈，颇具口诛笔伐的特征。

　　同期刊载的署名“张羽”的文章《从围城看钱锺书》，对钱锺书的批判也采用了相同的语言与气势。试摘引一段如下，供读者参照阅读：而少数人，钱锺书所属的那些绅士，清客及他的集团，则感到恐怖，消沉，彷徨，在这为骚乱的气氛所围绕的环境里，苦于无法解脱，只好把这颗“芳心”寄托到醇酒女人身上，想从这块小天地中，透出一口闷气，以求心灵暂时的轻松，片刻的安慰。可是这些连灵魂都冷却的绅士，他们所热中的是金钱，洋楼，女人。而这些阿谀绅士的，抱着绅士的屁股眼亲嘴的清客们，只好捧上了这最能适合绅士的胃口的东西来献媚了。尤其是连钱锺书这样的帮闲文人，除了一付僵尸架着件玄色马褂，摇头摆尾，苦吟着世纪末的哀歌的丑角们，除了逢迎绅士，交出定制的货色而外，还能作些什么呢？

　　批判黄永玉的文章，另有一层特殊意义——沈从文与黄永玉叔侄两人第一次被捆绑一起，都成了现实批判的对象。来自湘西凤凰的叔侄之间，早早地就有了这样一种历史联系，的确耐人寻味。

　　一九四七年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前后，曾有一些知识分子呼吁停战，主张在国共之间，走中立道路，随即被指责为“第三条道路”。于是，一九四八年新年伊始，在政治、思想、文化各领域，展开对主张走“第三条道路”的知识分子的批判，就成了左翼文化界的首要任务。

　　“同代人丛刊”之一的《由于爱》，发表公孙龙子讨伐黄永玉的文章（包括同一刊物上对钱锺书《围城》的批判），与香港发起的对沈从文的批判几乎同时，由此来看，受到沈从文格外青睐的黄永玉，在刚刚精彩亮相并且积极地为沈从文的小说《边城》创作插图之时，立即招致来自左翼文艺界的猛烈抨击，就不能看成是简单巧合，也非孤立事件。除了反映美术界对其木刻作品的“形式主义”有不同看法外，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政治背景在起作用。

　　一九四八年的批判，对于黄永玉，其实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几年，随着黄永玉在香港的多次展览的成功举办，对他的批判在香港从未停息过。一九五三年，在沈从文的鼓励下，黄永玉携全家离开香港，前往北京，创作初期所遭遇的风波，才告一段落。

　　与后来“文革”期间遭遇的批斗和“黑画”风波的冲击相比，最初的批判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但在黄永玉八十多年的漫长生涯中，这一经历毕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当然，这一经历又不限于个人，更为我们了解一九四九年历史转折之际的社会与文化的背景，提供了一种超出艺术本身的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