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产新说:人多地少的错觉与城市化道路之争
2010-09-17 来源:党委学生工作部(处)、武装部 作者:士恒 责编: 浏览:66

  “人多地少”是畸形体制下的错觉,真正稀缺的是包括基础设施在内的人工资源,其根本原因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投入失衡。城市和乡村的概念是相对的,“让农民进城”不如把更多的农村变为城市。

  有种说法由来已久,甚至已成为政府决策部门的首要依据,那就是“人多地少”的国情和18亿亩耕地红线,这也成为房价刚性上涨的最佳理由。其实像俄、加、澳这样地广人稀人口负增长的国家,也存在中心城市、中心地段的高房价问题,可见笼统的人口红利和土地稀缺并不能和房价上涨划等号。

  我国人均耕地少于1.5亩固然是事实,但耕地不等于土地,土地更不等于空间,高附加值产业不必非要占用耕地,更何况可耕地和荒地的概念本来就不是绝对的。天津滨海新区过去是盐碱滩,不能耕作如今产值反而更高。

  我国国土总面积中,除去新疆、西藏、青海、内蒙古等高寒荒漠地带,以及不能开发的自然、文化保护区,人均可居住面积要远高于日本和欧洲。我国总人口密度132人/平方公里,即使沿海13省市也仅407人/平方公里,远低于欧洲。全国还有超过16亿亩荒地,几乎等于现有耕地面积,加上滩涂等可改造荒地,这个数字是40亿亩,如果再加上可改良的沙化、石漠化地带,这个数字还要再多上几倍。

  在“人多超挤”的北京,荒山荒滩荒坡也占总面积的15%,超过五环内城区面积三倍还多,京城中心人口密度高达5万-8万人/平方公里,远郊区却低至百余人,所以站在王府井感叹“中国人多地少”是盲人摸象的逻辑,是畸形体制下的一种错觉。

  所谓“地少”不如说是七通一平的熟地少,更确切说是高度计划体制下的规划偏心,导致基础设施齐备、适宜居住的区域稀缺。“城市化”被开发商和部分专家挂在嘴边,并引以为房价上涨的理由。的确,世界范围内城市化都是不可阻挡的趋势,由于人口更加聚集,产业向高端靠拢,乡村的撤并反而实现了对土地(空间)、水、电、气、热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

  长久以来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使绝大部分现代生活的必备资源都投入在城市,如交通、自来水、电、气、热,还有商业设施、学校、医院等等,在广大乡村,这些投入相对而言极少,所以才有购物难、上学难、看病难甚至用电难、吃水难、高收入工作机会少。中国至今还有2 .5亿人无清洁水可用,更别提完善的商业、医疗、教育设施了。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几年北京仅为奥运的基础设施投入就近2800亿元,合五环内4亿元/平方公里,这种强度的投入的确无与伦比,即使沙漠也能变成高档社区。从全国看,各省区的基础设施投入也基本按照省会、地级市、县级市、乡村的权力次序递减,所以造成了居民的“小富进城、大富进京”现象,这才是城市房价持续上涨的合理解释。

  需要强调的是,城市和乡村的概念也是相对的,地球上从没有天然的城市。随着人工设施的增加和功能完善,过去的乡村就可能变成未来的城郊和繁华闹市。1626年的纽约曼哈顿还是个丛林密布的荒岛,荷兰殖民者从印地安土著手里买下只花了24美元;20年前的北京奥运村也仅是一片农田。

  计划经济体制下,走的是以城市为中心向郊区和乡村被动扩展的路径,目光短视,导致如今城市化过度与城市化不足并存:什么都往具备一定基础设施的中心城区装,装不下再往郊区扩,俗称“摊大饼”,这在京沪等特大城市尤其明显,形成了奇特的房价与交通环线的等高线现象。

  这种被动扩张模式,不但给区域资源造成极大压力带来城市病,客观上也通过土地级差、容积率陷阱给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创造了非同寻常的套利机会。

  大城市往往集中了过多的功能,以北京为例,就大而全地集中了政治、经济、文化、科教中心和历史名城,单就经济功能而言,又集中了制造业、贸易、金融、旅游等等,中央、市属部委办局、几乎所有央企市企、驻京办、外企、名医院、中小学都集中于五环甚至二环内的狭小区域,带来的是基础设施的巨额集中投资,人群被迫涌向城市中心地带,这是向往良好居住和工作条件的本能。

  即使不能正常买房置业,仍有人选择私搭乱建城中村的方式,牺牲居住条件也要强行分享城市便利与就业机会,这几乎成了大城市的通病,此外还有交通拥挤、空气混浊、水电气热基础资源紧张、抗意外能力差,甚至一场大雨雪都能导致整个城市瘫痪。

  改革户籍制度是很多人的美好愿望,从而有了“创造条件让更多农民进城”的说法。农民只是一种职业,户籍制度却把这种职业强行叠加了身份、等级的色彩,一个人的出生地域决定了他的教育机会、福利水平、医疗条件,当然也很大程度决定了他的终身命运。农民更需要平等的社会福利、公共服务从而与市民机会均等,而不是维持二元结构下的特别关照。

  强行让农民进城将迫使更多人口争夺有限的城市生存空间,一旦超过合理的土地承载量(比如1万人/平方公里),城市病的爆发将不可避免,而所谓提高容积率的城市化方式不过是通过“容积率陷阱”变相加剧了城市病。

  如果把适度城市化比作健康的人体,过度城市化(城市病)就像营养过剩的肥胖症患者,城市化不足则更像营养不良,这样很容易导出城市化的另一个途径——农村和小城镇的主动城市化建设。

  作为一个飞速发展中的人口大国,追求幸福生活是人的本能,也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因此,不管多么偏远的地域,都要以长远的眼光,以未来宜居城市标准规划和设计,各种基础设施和配套建设一定要考虑发展的前景。如果规划合理,政府投入充足,完全可以像深圳、浦东、京郊、滨海新区那样在农村、荒地上诞生新的宜居城市、宜居区域。

  要扭转人口单向涌入现有城市、大城市的趋势,不能靠户籍等计划经济手段,必须要从分散、均衡区域功能着手疏散人口,不但很多高端产业、行业、部门要从市区向郊区疏散,公共福利资源也要从大城市向中小城市和广大乡村疏散。

  (待续)

  (作者为独立评论人)

  责编小悟:

  对于当今的中国来说,城市化道路的实现任重而道远。要实现城市化,我们首先要解决很多问题,文中提到的人多地少的错觉问题,我们尚可以用开发荒地等未利用资源、提高土地利用率等办法解决,但是对交通拥挤、空气混浊、水电气热基础资源紧张、抗意外能力差等大城市的通病,我们又有什么有效的解决方法呢?对于我们的城市化道路,我们又有什么好的政策呢?或许真的要喊出:“让农民进城”不如把更多的农村变为城市。

责编:恩恩